特稿 | 从植堂到归乡：当教会的供应承诺失效之后

一道微小的裂痕，有时候足以让一座信心的殿宇倒塌。当承诺在生活的琐碎中褪色，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除了那神圣但似乎又遥远且陌生的呼召，还剩下什么？

因为一笔小小的物业费，韩弟兄和团队彻底闹掰了。而韩弟兄的遭遇，绝非他个人的个例。

序章：沉默的告别

华北某地，早春的寒意尚未褪尽，春节的烟花爆炸声似乎还在耳边回响。韩弟兄收拾好出租屋里的最后几件行李，一家人就此踏上了返回老家的脚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回家过年，也不是临时性外出，而是永久地告别。

这场告别没有仪式，也没有送行，就像他们一年多以前悄然来到这座城市时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一年多前韩弟兄来时心中怀揣的是一纸为期三年的植堂“应许”，离开时，这份应许已在一年一千多块钱的物业费争执中，变得沉默而模糊。

车窗外的城市不断向后退去，他曾以为会在此长久扎根、生长、结果子的禾场，渐渐缩成一个灰色的剪影，变得模糊不清。妻子在一旁默默整理着孩子的衣角，安静无声。韩弟兄看着窗外，不知道在思想什么，目光看向前方漫长的归乡路。这条路的尽头，是他出生和成长的一个华北小县城，在那里有他熟悉的父老乡亲，只是他却不知道回去以后应当如何给他们解释这一切。韩弟兄的植堂计划，以一种谁都意料不到、近乎荒诞的方式戛然而止——并非因为逼迫、缺乏或福传的艰难，而是因为一笔最初被承诺供应、而后却被单方面宣布需要自理的物业费。

“就是闹掰了。”韩弟兄后来这样平静地总结。这个“闹掰了”的背后，是一场持续数月、耗尽信任和心力的漫长拉锯战——一个团队领袖的沉默和推诿，以及一个基层传道人家庭在信心与现实夹缝中的颠簸。冲突的核心，远非一千多块钱的物业费，物业费其实只不过是导火索罢了，而是支撑一个年轻家庭脱离原有轨道、凭信心迈出的那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否牢固？这个应许是建立在上帝之上还是人意之上？当供应体系的毛细血管最先出现栓塞，那身体的其余部分还能健康运作吗？

韩弟兄的故事，并非个例。它像一枚棱镜，折射出在特定生态中许多基层传道人所面临的共同境遇——依赖个人关系而非制度性保障的供应体系，依赖模糊而非书面的口头约定，当口头约定面临现实压力时的脆弱性，以及当问题出现时沟通渠道的堵塞与领袖责任的逃避。这看似是一场小事引发的风暴，破坏力却足以吹熄一颗火热服事的心。

土壤：信仰的种子与成长的年岁

韩弟兄的信仰，深植于华北乡土的脉络之中，始于他那虔诚信仰的母亲。

他母亲信主时，仅仅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女。那时，村庄外有一条安静的河流，福音的种子随着一些勇敢的足迹，悄悄播撒进黄土墙围起的院落。白天，她要到窑厂拉砖，将烧制好的沉重砖块一趟趟运出；夜晚，当生产队的哨声沉寂，她便溜出家门悄悄去参加聚会。那是信仰仍需谨慎持守的年代，烛火在黑暗中摇曳，简单的诗歌与分享，成为贫瘠岁月里宝贵的精神滋养。她就这样“跟着跟着，跑着跑着”，信仰的生命开始不断扎根和成长。

母亲的这份信仰，后来成为了整个家庭的基石。韩弟兄的父母结婚的时候，父亲还不信主。在漫长的岁月里，韩弟兄的母亲用生命的坚韧与持续的祷告，不住地为家庭守望。父亲的信主，则带有更多神奇色彩。多年前他在钢铁厂工作时，一次锅炉爆炸事故成为了他的命运转折点。正当班的他因一时尿急而暂时离开岗位，前往厕所。结果就在他短暂离开的几分钟内，锅炉轰然炸裂，留守的同事当场被炸成重伤，而他却因着那一次“不合时宜”的内急毫发无伤。

“他觉得这不是简单的事。”韩弟兄回忆道。父亲将之归结为“上帝的保守”。在往后多年的工地生涯里，类似这样被他视为“神迹奇事”的经历还有不少。韩弟兄的父亲从最初的怀疑、用“运气好”解释，到最终“哑口无言”地接受。父亲的生命经历了极大的转变。曾经吸烟、打牌的习惯戒除了，信仰成为了这个典型的农村汉子生活中实实在在的一个重要部分。

家庭的信仰氛围，为韩弟兄的成长提供了最初的土壤。然而，他走向全职服事的道路却并非一帆风顺，甚至起初还带着一丝迷茫与偶然。

中学辍学后，年轻的韩弟兄对于未来并没有任何清醒的思考和明确的规划。“去学个技术傍身”是那个时候韩弟兄及其家人最实际的想法。就在此时，他听说老家附近有个地方开办了一个“学道班”。不过实事求是地说，与其说是强烈的呼召，不如说是一种机缘下的尝试，韩弟兄报名参加了。

那是一个独特而朴素的训练场所——一个大院子，几排平房，院子里还有几块实实在在的田地。在这里韩弟兄等学员所要学习的远不止圣经知识与神学理论。学员们要自己轮流做饭，用大锅蒸馒头、炒大锅菜；要学习种地，照料院里的玉米和小麦。这所学道班的理念朴素而深刻：服事上帝的人，不仅要会讲道、做属灵的工作，更要能生存、会生活。

韩弟兄在这里经历了最初的打磨。即便在许多年之后，面对着厨房和餐桌，韩弟兄依然会回想起他第一次学做炒土豆的那个遥远的下午。第一次学习炒土豆的韩弟兄刀工极其生疏，切出的土豆片薄厚不均，唯一庆幸的是第一次切菜韩弟兄没有切到手指头。“土豆片”下锅后更是碎烂不堪。当韩弟兄把自己平生做的第一盘“菜”端到老师面前时，受到了老师严厉的批评，并被要求当场重做。

通过这些亲身的劳动，磨去了身为年轻人的韩弟兄原本的傲慢和娇气，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了服事与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联系。“那是我人生中都很难忘记的一段经历。”他说。

一年的学道班结束了以后，为了进一步装备，韩弟兄选择了千里迢迢的南方的一所神学院攻读神学。神学院规模不大，学费低廉，一个学期只需要交3000块钱，这3000块钱包含学费、住宿费、饮食费用等等。这两年神学院的学习系统化了他的神学思考，也让他见识了不同于华北地区的教会生态。

然而，当他学成归来、满怀期待地回到自己委身的团队，准备全身心投入服事时，却发现现实的复杂性远超书本的知识和课堂上的案例。他所委身的团队的领袖是一位四十多岁、并未受过正式神学教育的牧师。在这个团队里，韩弟兄逐渐感受到一种基于人际亲疏而非事工需要的奇特的运作逻辑。

“你和团队领袖关系近的话，领袖就可以多派你一些工作，这样你能够拿到的钱就比较多，”他描述道，“如果和他关系远，那他很可能就会冷落你一段时间，不给你派工，而不派工就意味着只能拿保底工资……”

韩弟兄自觉与领袖的关系不算亲近，甚至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一种若有若无的“排挤”——不给他安排重要或持续的服事岗位。这种悬置的状态，让他感到心灵苦闷与价值感的失落。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转机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出现。

应许：城市植堂的凭据

韩弟兄所在的团队里有两位年长的女执事，她们资历深、富有爱心，但职位和权力都在团队领袖之下，没有多少实权。她们注意到了韩弟兄的处境，也很欣赏他在讲道和服事上的热心与担当。“她们最后实在看不过去了，”韩弟兄说，“其中一个姊妹给我说，你服事这么好，领袖不用你，要不然你去外地植堂试试呢？”

她们提议的植堂地点，是数百公里之外的某座华北地区的城市。这对韩弟兄而言，既是一线曙光但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挑战在于，这意味着他要举家离开熟悉已久的环境，踏入一个完全陌生且消费更高的大城市，可以说几乎所有一切都要从头开始。而曙光在于，这似乎是一条能摆脱当前尴尬的处境、独立承担一份上帝托付的道路。

面对选择，他陷入了深深的纠结。妻子最初并不太愿意——家庭的稳定、孩子的教育、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都是现实的考量。他自己也很挣扎，不知道上帝的带领究竟是什么。恰在此时，他参加了一个鼓励突破舒适圈的课程。课程的理念击中了他，他说：“人有时候需要勇敢地踏出去……这样即使最后失败了，至少我也去做了，不会留下什么遗憾。”

最终，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团队领袖给出的一份承诺。据韩弟兄回忆，团队领袖亲口应许：团队将支持他们家庭三年的时间。在这三年里，除了水电煤气等生活消耗费用需要他们自理以外，其余费用包括房租、物业费、孩子的学费等均由团队承担。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保障和团队背书。对于一个年轻传道人家庭而言，想要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立足，经济问题必须要得到妥善地解决。团队领袖所给出的这份承诺，消除了他们最大的后顾之忧。

具体算下来，团队答应每年供应给他们大约四万元。这笔钱需要覆盖韩弟兄家庭的房租、物业费、孩子的学费以及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费，其中房租和学费这两项占了大头。尽管这样的生活注定了会非常紧巴，但在“信心”和“应许”之下，这成了一项有可行性的计划。

就这样，没有太多的攻略和考察，韩弟兄就凭着信心带着家庭去了这座陌生的都市。离开那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团队中心，前往一个有一定自主性的禾场开拓，虽然前路未知，但那份三年承诺还是很大程度上让他们安下心来。

裂痕：从物业费开始的崩塌

初到这座陌生城市的日子，紧张、忙碌而又充满希望。找房子、安顿家、给孩子联系幼儿园、熟悉周边环境、尝试接触周边社区的居民……可谓千头万绪。他们租下了一个普通小区里的房子，正式开始了他们的植堂生涯。

最初的几个月里，团队的供应每次都会按时到来，韩弟兄家庭的生活虽不宽裕，但在服事这条道路上他们早就学会了知足和感恩。韩弟兄每日接送孩子，探访、联络、福传、讲道、筹备聚会；妻子则利用白天的时间出去工作以便赚一些钱贴补家用。韩弟兄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基层传道人家庭画像：丈夫专注于属灵牧养，妻子则选择上班在经济方面支持家庭和韩弟兄。

这场变故的导火索，细微得令人深感意外——仅仅是一笔物业费。

植堂一段时间后，韩弟兄接到了团队一名同工带来的通知。通知的核心内容是：团队不再承担他们租住房屋的物业费，这笔费用需要他们自理。

其实物业费并不算特别多，一年也就一千多元。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中，这确实算不得一笔巨款。但在收到通知的瞬间，韩弟兄却深感震惊与错愕。因为这直接违反了团队领袖当初的亲口承诺——“三年内，除了水电煤气等日常消耗费用，其他费用都由团队承担”。物业费作为一项固定性费用，显然应当属于“其他”的范畴。

在最初的震惊和错愕以后，韩弟兄试图和团队领袖沟通。但是对方的态度却显然开始推诿、搪塞。他们给出物业费需要传道人自理的理由是：团队在外植堂宣教的传道人，从来没有供应物业费的先例。他们还举了一个现实的例证——韩弟兄的一名神学院的同学也在这座城市植堂并且买了房子，团队同样不负责其房子的物业费或房贷。“他没有，那你的也没有了。”同工这样说道。

这个理由在韩弟兄听来无比牵强。首先，承诺在先，何以用不存在的先例为由推翻？其次，别的同工买房与自家租房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岂能简单类比？在韩弟兄看来，这更像是事后寻找的一个借口。

韩弟兄认为，这笔钱本身其实并不是核心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态度和信用。“你即使说，我们团队没有这个能力来支付你们的物业费，这样也可以，可以把话说清楚，这样对我来说完全没有问题。”

小事之所以演变成风暴，关键在于后续沟通彻底失效。韩弟兄无法接受一位同工带来的口头通知就变更重要约定，他需要向曾经亲口给他们作出承诺的团队领袖确认。然而，当他尝试通过电话、信息等方式联系团队领袖时，却遭遇到了长时间的沉默。“他没有给我任何正面回应，电话不接，信息不回，装没有看见。”

领袖的“失联”让韩弟兄夫妇陷入了焦虑、困惑与受伤的情绪中。这笔小钱像一个测试剂，瞬间检验出了那份三年供应承诺的含金量。“我和我妻子就想——这次团队可以断我们的物业费，后面就可以断我们的供应。”信任的基础一旦稍有松动，对整个供应体系可靠性的担忧便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原先看似坚固的领袖亲口答应下来的“三年之约”，才过了几个月就已经岌岌可危。

最终，事情在僵持了两个多月以后终于迎来了结局。团队领袖终于出现了，他来到了韩弟兄家中，来的时候手上还提了礼物，看上去仿佛是来赔礼道歉的。

然而，预期的坦诚沟通并未发生。领袖解释自己“工作太忙，没有办法及时回复消息”。对于物业费争端，他的回应是：“这个事我不清楚，我不知道底下的人是这样做的。”

这个回答让韩弟兄彻底失望。他无法接受领袖对如此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重大变更“不清楚”。当初派来通知的同工明确说是“带着团队领袖的吩咐”，如今却成了“底下的人”自作主张？哪个同工敢这么自作主张？

韩弟兄决定摊牌。他说：“既然你不支持我在这里服事，那我就走吧。”

面对去意已决的韩弟兄，团队领袖做出了挽留的姿态。他提出，韩弟兄可以换租一处条件更好的房子，并且承诺以后由他直接对接，不再经过中间人。

但这个提议来得太晚了，裂痕已经深彻，信任已然破产。韩弟兄和妻子拒绝了，他们已经无法再继续信任这个团队领袖。

事情就这样不声不响地结束了。没有正式的解除协议，没有清楚的善后安排，就像开始时那份看似清晰但又模糊的口头承诺一样，结束也充满了沉默与含糊。韩弟兄一家在这座城市的植堂生涯还不到一年，便因这起始于一千多元物业费的信任崩塌而草草收场。

“我们约定的是三年时间，没成想一年都还没有结束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

回首这段植堂经历，韩弟兄语气非常平静，但那种被轻视、被辜负的伤痕却清晰可辨。

归途：折断的翅膀与尘世的风

离开植堂的禾场，回到华北老家的小县城，对韩弟兄而言，并非荣耀的凯旋，更像是一次带着创伤的撤退。全职服事的路径突然中断，他必须重新面对一个现实：养家糊口。

然而，转换服事路径远比他想象的更加艰难。他发现，自己似乎被困在了一个夹缝中——一方面，数年神学训练和全职服事的经历，并未在就业市场上转化为明显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他内心对信仰服事的持守，又使他在选择工作时备受限制。

他优先寻找那些能在礼拜天休息的工作，最好还能够是双休，因为他需要带领教会聚会。但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的小县城，这样的工作机会本就稀少。还好有很多工作干一个月可以休息四天，这样韩弟兄就可以选择星期天休息。其实他内心更加渴望能找到双休的工作，因为周六还需要带查经会，但他自己也清楚地知道，“这样的工作可是实在不好找”。

韩弟兄的就业之路布满荆棘，很不顺利。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更换了两份工作。透过这两份工作，他看到甚至亲身体会了什么叫任人唯亲——好处全是老板的亲人的，责任全都是自己的，更体会了“牛马”的滋味，无论多么努力地工作，在老板眼里永远都不够。

工作上的不顺与家庭接连的变故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今年三月份，在南方一处建筑工地打工的父亲工作中发生事故，左脚脚后跟骨折。发生事故以后，韩弟兄开车千里迢迢将父亲接回老家治疗。赔偿事宜的谈判又是一番劳心费力。父亲伤势严重，由于年龄较大，恢复缓慢，至今仍需拄拐。本来工作赚钱的父亲现在变成了需要照顾的对象，这无疑给韩弟兄他们家庭带来了额外的经济与照料压力。

无奈之下，韩弟兄的妻子只好再次“出马”，为了兼顾家庭和教会的服事而选择了一份在家加工被罩的工作。这份工作属于计件工作，时间方面非常灵活，这样她就可以自由安排时间，确保主日能够参与服事。韩弟兄晚上下班后，也常常帮着妻子一起整理加工完的被罩。

那么，韩弟兄是怎么看待他和家庭的处境的呢？“可能上帝有祂的带领。有很多时候，我也不能完全理解。”

他的回答里面有困惑，但依然保持着一种基层服事者所特有的韧性，将无法解释的际遇交托在那位深信不疑的上帝手中。

反思：生态、神学与个体的困境

韩弟兄及其家庭的坎坷遭遇，促使我们思考和追问其背后的复杂原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深感遗憾的情形？

首先，是高度依赖个人关系与口头承诺的极不稳定的供应体系。在许多类似的地方性教会团队中，传道人的经济供应往往缺乏制度性保障。金额、期限、支付方式、涵盖范围（如物业费这类模糊地带）往往依赖领袖的个人承诺和团队的所谓规定和“惯例”。这种模式的脆弱性在韩弟兄的案例中暴露无遗：承诺可以因领袖的沉默或者其它因素而单方面变更；当出现问题后，没有成文的协议可以依据，没有客观、中立的调解机制可以求助，责任的追溯更是在“我不清楚”等等说辞中消弭于无形。传道人很生气，但是却不知道究竟应该向谁生气。在这样的不稳定的供应体系之下，传道人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一旦发生任何意外和变更，传道人往往会成为唯一的受害者。

其次，是一些教会团队领袖权威的来源与制衡问题。在很多团队里面，家长制作风非常严重，团队领袖的权威并非来自严格的神学训练或选举，而可能来自资历、个人魅力或历史渊源。他们往往缺乏对现代团队治理的基本认识，又手握对传道人“派工”甚至“断供”的生杀大权时，就很容易滑向“人治”。韩弟兄感受到的“关系近则工多钱多，关系远则被领袖冷落”，正是这种不健康生态的主观写照。而当领袖面对类似自己承诺了却不能实现而引发的问题时，选择“不回应”等冷处理方式，则彻底关闭了修复关系的可能，也暴露了其责任感的严重缺失。

第三，是基层传道人自身处境的脆弱性。他们往往像韩弟兄一样，受过一定的神学训练，有服事教会的心志。在其他方面他们可能都是强者，但是在经济方面往往处于极为劣势的地位，需要高度依赖团队的供应。一旦与团队的关系破裂，他们不仅失去了服事的平台，也会立刻面临生存危机。他们虽有良好的讲道、牧养等技能，但是这些技能在社会上基本难以兑换。而长期脱离职场，也使他们在找工作时会面临诸如年龄限制、专业技能脱节等等困境。韩弟兄“接连换了两份工作却都不太顺利”的经历颇具代表性。

第四，是违约背后所显现出来的团队问题。韩弟兄面临的关于团队供应不能兑现问题，表面上看是韩弟兄的个人遭遇，实际上真正反映出来的是韩弟兄个人背后的团队问题。在很多类似韩弟兄这件事情的案例当中，团队或者说团队领袖并不是想要主动违约，而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团队的经济也很紧张，无论怎么分配都不能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因此最终只能选择违背承诺。只是有的时候落在“张弟兄”身上，也有的时候落在“李弟兄”身上而已。那么，团队为什么会出现经济紧张的局面？这个就跟很多原因有关了。拿韩弟兄所在的这个团队来说，这个团队是一个老牌团队，当年也曾经兴盛一时，然而他们却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在时代的浪潮当中他们落后了，经济紧张、收入不足正是他们落后于时代的一个直接表现。

回响：未竟的思索与微弱的亮光

回到老家小县城的韩弟兄，未来何去何从？

韩弟兄的回答是：“未来其实也是一方面照顾老家这边的教会，一方面慢慢找工作。”他的打算务实而低调。全职服事的门暂时关闭了，但韩弟兄服事的心却并未熄灭。他仍在本地教会参与带领聚会，只是身份从以前的“全职传道人”变成了现在的“带职义工”。

韩弟兄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应许”中断的故事。那个应许，关乎着三年的生活保障，关乎植堂的异象，关乎一个年轻传道人被托付的信任。它的中断方式——始于一笔微不足道的物业费，终于一系列沉默与推诿——让整个过程充满了无奈和悲凉。

它让我们看到，那些在讲台上被宣讲的宏大信心叙事，如何在细致入微的生活细节中经受考验；那些被众人仰望的属灵权柄，如何在处理物业费等琐事时暴露其人性的弱点与管理的短板。对韩弟兄而言，伤害他的并不是城市的陌生环境与高昂的物价，也不是福传多么艰难，而是来自后方“自家人”承诺的破裂。甚至有团队同工认为韩弟兄他们家在“大城市”，生活应该过得非常好。这些同工只看到了大都市的繁华，却不知道所有的繁华都和穷人无关。

韩弟兄的经历，是许多默默服事的基层传道人的缩影。他们的奉献与挣扎，他们的希望与幻灭，常常隐匿在教会增长的数字与成功的见证背后。他们的声音需要被听见，他们的困境需要被正视。